“田园女权”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结构性现象，与其说是少数人机巧、道德有问题，倒不如说是社会生态所必然催生的现象。很多人指责这是双重标准，但这却不是这些人自己能定的，而恰是因为主流社会既要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同时却又不肯松手给女性赋权所造成的。如果说“田园女权”那样是试图好处兼得，那么反过来我们或许也可以说，“田园男权”那样既想要现代化的好处，又想要维持男权结构，和它正是一体两面——你不可能只要“田园男权”，却想消灭“田园女权”。

近来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新现象：很多人开始有意识地区分“女权”和“平权”，我已经遇到不止一个人特别向我说明，她“支持的不是女权，是平权”。这有时是为了淡化自己立场的激进性，有时是出于对“女权”一词的避嫌，但更多的则是为了在概念上做出区分——似乎在中国社会语境下，“女权”并非中性地指代“争取女性应有的权利”，而很容易被看作是一种极端主张，甚至是在争取自己权利时攻击、打压了男性的权利。

作家蒋方舟自己就是女性，日前却在受访时说，女权主义被诟病的原因，“确实是因为她要的权利太多和不清晰了。比如高级一些的女权知道要平权，稍微低一点的是男女平等，其它更低的她觉得老公给我买个包包——其实很多诉求不是基于社会公平的诉求，而是基于自私的诉求。”

这番话引起了很多争议，一些人辩称，女性的权利诉求既不自私也很清晰，只是跟男性一样的出生权、冠姓权、就业权、教育权、继承权这五个要点；另一些人则指出她所说的那种“让老公买包”根本不能算是女权，恰恰相反，消费主义陷阱和身体羞辱正是女权主义最反对的现象。当然，也有一些人坚称，那种借着“男女平等”的名义，既要男性让权，又以“女士优先”来要求男性，追求单方面利益最大化的“田园女权”在国内比比皆是。

虽然这些观点彼此争执不下，互指对方为非，但之所以能吵起来，很大程度上恐怕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充分意识到的一点：各方所说的“女权”并不是一回事，在这个帽子底下，包含着相去甚远的不同权利主张和意涵。像“田园女权”在很多“真正的女权主义者”看来就根本不能算是女权，而在很多男性眼里它却代表着女权，所谓“自私”多由此而言。

网上经常将之嘲谑为“中华田园女权”，但其实这并不是中国的特产，倒不如说是东亚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新旧混合的产物。香港文化人汤祯兆在《整形日本》一书中曾提到日本流行漫画中的一个女白领“计算妙子”，非常精明，“要男人做事供给一切，完全是19世纪的想法；但是，又要男女平等，现代女性的权利又要齐全。”在他看来，香港女性也正类似。

这种想要“好处通吃”的做法是女权吗？确切地说，它虽然多由女性主张、对现代女性的权利寸步不让，但其基底却是男权的，也只有在一个男权社会才行得通——这是一个虽然已逐渐现代化，但价值观仍然相对保守的社会，因此才出现这种“双轨制”。陈寅恪对唐代士大夫阶层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变迁的观察未尝不能用于此：那些善于机巧者往往活得更好，这取决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就此而言，这种被人诟病的“田园女权”，其实正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日本的现代化虽然起步未必比中国更早，但进程却远为顺利，因而原有的社会结构相对完整地保留下来，期间并不伴随着女性的社会动员或解放思潮。这样，在战后富足的环境下长大的女性发现，她们即便身受良好的教育，但仍不能改变男权主导的社会价值取向。与此同时，毕竟她们又已经是深受现代化洗礼的新女性，不可能阻隔于男女平等的世界潮流之外，于是在这样特殊的社会生态中，能灵活运用两种不同价值标准的人最终就能活得更好。

这是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难免会遇到的问题。女权主义运动最早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英国，这不是偶然的。现代经济的繁荣给女性带来更多闲暇、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更重要的是，服务业在经济领域的勃兴，给女性带来更多新的就业机会，使女性在经济上越来越独立。在国内，公认长三角地区的女性地位较高，这恐怕也是因为明清以来当地纺织业的长期繁盛，使得女性在家中的经济地位得到承认。

可以说，当下中国围绕着女权所展开的争论，正是现代化逐渐深入之后所遭逢的过渡期现象。对比下近代德国也更有助于我们看清这一点：1871年后，德国现代化迅猛推进，涌现的新工作机会导致劳动力短缺，而更多服务业职位更为女性创造了机会，诸如大型百货公司的营业员、蓬勃发展的白领和教育普及之后的教师等等。这在1918年后更为明显，全德国共有1150万女性在职，占全部工作人口的36%。但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却还跟不上，很多人忧虑出生率的下降将削弱德国的实力，更何况在经济萧条时期，越来越多女性与男性竞争工作也危及男性的社会地位和自我认知，结果是一场“男性危机”爆发，民族主义者和泛日耳曼联盟开始大声疾呼，抵制女性就业，号召她们回归家庭、履行天职——为国家生养和教育更多的子女。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德国新兴的女权主义者被迫转入防守，开始与那些激进的支持者撇清关系，强调自己同样爱国，也无意要求过多的变革。那些保守派指责妇女解放导致道德败坏和不受约束的性行为，而女权主义者也同样对此感到恐慌，甚至展现出某种清教徒的说教做派，教导更年轻的女子：喜爱舞厅更甚于读书是应受谴责的。在这样新旧纷呈、青黄不接的时代，试图两头兼得、好吃通吃的人也同样大有人在。

这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结构性现象，与其说是少数人机巧、道德有问题，倒不如说是社会生态所必然催生的现象。很多人指责这是双重标准，但这却不是这些人自己能定的，而恰是因为主流社会既要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同时却又不肯松手给女性赋权所造成的。如果说“田园女权”那样是试图好处兼得，那么反过来我们或许也可以说，“田园男权”那样既想要现代化的好处，又想要维持男权结构，和它正是一体两面——你不可能只要“田园男权”，却想消灭“田园女权”。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自居为主流群体的人，也开始感受到了不安，这当然是社会变革深入的明确信号，但也意味着局面随时可能失衡。原有的结构设计无疑已在动摇，这最明显地体现在很多男性抱怨“女人现在太厉害”——说这话的其实往往倒不是有权者，而是弱者，因为他们唯一剩下的身份象征就是男权，似乎如今“连女人都爬到头上来了”！然而他们之所以处于底层，并非由于性别，而是因为阶层。

很多人的价值观仍然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现实，“你们现在闹腾，都是因为给女性太多权利，让步太多了，你们到底还要怎样？”在一个差序社会中，秩序都是给主流人群设计的，在他们看来，所有边缘人群应该安分地呆在给他们安排的角色位置上。“你们”是治理的客体而非主体，最让他们感到威胁的，就是你居然有主体性。

不仅如此，不同群体的认定可以迥然不同：很多男性觉得，女性地位已经很高（甚至太高了），但女性却相反，往往觉得女性地位并不高——这往往陷入无休止的口舌之争，因为前者说“高”其实是纵向与历史对比，实质上是出于对男性衰落的忧虑；而后者说“不高”则是横向与现实对比，着眼的却是女性应有的权利。

明白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平权”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因为当社会现代化推进到这样一个阶段时，走回头路是没有希望的，而像“田园女权”这样的现象与其说是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如说是原本的男权残余必然伴生的双轨制。至少就目前而言，要解决这一团乱麻，平权是最可取的优化路径，即便它未必是完美的，但它解决的问题将比它造成的新问题多得多。